2018年2月2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今年“两会”前夕中国经济学者群体的一次高规格论坛。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出席并主持会议。多位权威专家围绕“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含义、路径和重点，并谈到经济改革的诸多话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演讲中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讲了336项改革，要一项项检查，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高屋建瓴，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吴老这一番话，可谓振聋发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
王一鸣：要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这个转变要完成三个转型。
一是要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改革开放是从短缺开始起步的，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填补“数量的缺口”。现在很多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那么，未来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填补“质量的缺口”。微观上是产品的质量，宏观上是总的生产效率。这个阶段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增强发展质量的优势，中国速度现在已经是享誉世界了，但怎么创造一个享誉世界的中国质量非常重要。
二是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传统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基本结束了。未来产业发展主要不是靠规模扩张，而是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的提升。要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推动要素在行业内、企业间的自由流动，以实现要素的再配置。而这种再配置，对制度、环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是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要素的数量红利，无论是劳动力、资源、土地，应该说正在消失。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要素瓶颈就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不足，这跟高速增长当中的电力、能源、交通的瓶颈是不一样的。所以十九大提出要通过三大变革，来提高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吴敬琏：别喊口号 三中全会336项改革应一项一项查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我们要建立的基本制度，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讲了336项改革，一项项的检查，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
我最近碰到好几件事，我在海南一个县调研，县委书记说他有很多苦恼，其中一个是，这个县是贫困县，有很好的热带气候，但是他没有好的农业品种。我觉得很奇怪，10年前我们就去过热带作物研究院，而现在这个县就是研究院所处的地区，当然现在研究院已经不存在了，很多人都老了，一部分做农业教学的并到了海南大学，这件事情就使我感觉很震惊。
还有一件，原来一个社科院的所长体检的时候要做胃镜。但是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能做胃镜了，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胶囊胃镜是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外国有，以色列有，但是它不能定向，是随机的。我们武汉的一家企业，现在在上海，它的胶囊胃镜是可以控制的，所以没有盲区。但是查了半天查不出来在哪个医院有，最后问到了，说上海药监局已经批准4年多了，但是北京的医院没有用这个技术。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在北大医院问的，北大医院的人告诉我，是因为北京想让他低价，结果实验用的胶囊用完了就没有新的了。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个例子还是小例子，整个市场的容量在全世界来说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有很多实际的事情要落实，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我们一条条的去看，这个体制为什么改变不了？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韩俊
韩俊：防止农村人口过度流失
现在各个方面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讨论焦点，都在问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城镇化是什么关系。应该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要否定城镇化，也不是要抑制城镇化。去年我们城镇化率达到了58.5%，接近60%。今后10年和15年，城镇化也不可能像过去20年那么快。因为农村能出来的人少多了，农村的机会比原来也多多了。
所以现在一方面农村人口向外转移的趋势会继续，但是会放缓。而且现在回到农村的人，我讲的这个农村不简单的就是村庄，县里也会越来越多，在浙江沿海非常明显。乡村如果人口长期过度流失，农村都是老弱妇孺留守，这个乡村一定会走向衰败。
所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防止农村人口的过度流失。所以不能够认为等到我们的城镇化已经达到70%，进入成熟阶段了我们再回过头来建设乡村，这个路径是行不通的。我们现在提乡村振兴战略，它跟城镇化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应该看到，我们现在乡村的常住人口现在还有接近6亿，到2035年还有4亿多人。这些人的收入改善了，真正乡村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发展质量才能真正提高。如果发生在越来越衰败的乡村，无从谈起发展的质量，发展的高质量是无从谈起的。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白重恩
白重恩：要重视居民的主观感受
怎么来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我比较关心的是宏观经济指标中一些和高质量发展比较相关的指标，我觉得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居民从经济增长中有更强的获得感。我们刚才看到，居民消费占GDP的总值比较低的不能算是高质量。
居民的消费获得，我们需要有更好的公共服务，未来的三大攻坚战里面，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都是很好的公共服务，当然还有其他。还有一个就是更高的消费率，更高质量的消费，这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元素。
除了居民要获得更多以外，另外就是我们增长的效率、增长的质量还要更高，就是更加快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更加高效的投资，这里面创新也需要投资，更加高效的人力资源的发展和配置。除了人力资源要配置以外，还有发展的问题就是教育。高质量的发展还包含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也是我们三大攻坚战之一。这里面这些都是相关的，如果说我们能实现比较高效率的增长，居民可能就会获得更多。如果我们有更高效率的增长，我们的风险一定程度上就会被控制得住，所以这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之间是互相相关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黄益平
黄益平：通过清理僵尸企业去杠杆
国企里面我们担心的主要就是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平均的资产负债率76%，正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51%。可以想像，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出清僵尸企业，对于去杠杆是有帮助的。相信对于控制我们的金融风险也是有帮助的，同时对于我们的新旧动能转换也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去杠杆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似乎我们企业的杠杆率基本上已经平稳，但是政府和居民的杠杆率开始上升。这背后的一个问题当然就是新的杠杆加上去了，尤其是居民部门的杠杆加上去了，是不是值得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金融的去杠杆应该成果更明显一点，具体我们可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总量之间出现的分叉，分叉的一部分其实主要就是金融部门之间、机构之间的交易。所以我觉得去杠杆，其实是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
李扬：只有准入无退出的股市没效率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按照我们这样一个逻辑推理，上市公司应该是中国最好的公司。但是现在上市公司的问题，它的严重性不亚于一般的公司。比如上市公司和它的股东关系疏远，上市公司变成一个独立的怪兽，它和它的投资者没有关系，绝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开不了股东大会。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在恶化，去年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中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它的现金资产增加了20%。因为国家政策是鼓励政策，货币刺激政策，信贷给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拿到钱没有东西投，于是又增加了它的现金资产，恶化了他的资产负债表。上市公司募集的资金大量的不能使用，要去炒地王，去干别的事，上市公司现在好多的问题很大。最近又有人很大胆的提出了，在上市公司当中还要去治理僵尸企业问题，僵尸都到上市公司去了。我们指望上市公司能够把我们整个金融市场完善一下，结果那是僵尸企业重生的地方。
我们整个股市还要整一整，股市一个是准入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退出的问题。只有准入，没有退出，这个股市还是没有效率的。退出现在大家都已经很明确地说了，这里面有很多的僵尸企业，能不能让它退出？如果不能让它退出？这个市场我们做什么？我想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总的来说，当我们在新时代，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重提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要充分注意到中国的特色。美国式资本市场是绝不可能在中国产生，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市场不规范，美国市场是机构为主，中国市场是散户为主。散户为主的状况改变不了，中国没有改进的途径，中国整个机构投资者散户化。所以这些问题，一定要考虑到中国特别的国情。
其他参会者发言汇总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发言表示，在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方面的自由流动，“但是劳动力的流动障碍太大了。举些例子：户籍、限房、限学籍、限车”。楼继伟表示，自己在财长任上时，曾与教育部合作制定学籍制，“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和大学，学籍跟着孩子的一生。义务教育的财政资源跟着孩子学籍走，一直到奖学金、助学金”。但最后，部分地区不让孩子入学，这个政策也落不了地，“所以一定要做到要素自由流动”。此外，楼继伟批评了“农民工是最便宜的，不同交社保，老了可以回家种地”的提法。“如果允许人家流动，也上养老保险呢？可能他挣了10万块钱，可能有80平米的房子，孩子也可以入学了，那是什么情况？”“现在农村的凋零，都剩下老人，这是过去很多政策造成的结果”，“要想办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管委会主任吴晓灵发言，提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注册制推迟二年一事，她对此表示遗憾，“我当时也在会上发言表示根本不需要。”吴晓灵认为，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其实就是买卖双方的事情，政府只给我开了一个菜市场，市场的价格卖什么东西，买卖双方自主决定，注册制就是来做买卖的人到政府这儿来报个到，政府就制定规则，它监督买卖双方是否执行了制度。至于价格水平，改革开放40年了，哪一个领域价格改革的彻底，那个领域就发展得好。所以资本市场不放开政府对价格的管制，我们现在股票发行的价格还是受管制的，建立一个好的市场是不可能的。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认为，增值税需要进一步完善，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现在中国执行的一个留底税款的制度。我国从1994年开始，设计就是正的交税，负的不退税。留底，等以后有了销项再来对冲，实际上相当于政府负债。“这个留底税款制度，对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是一个非常有负面影响的悖论。”许善达表示，这个政策在销项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对你的设备购进要征17%的预缴税款，对于厂房投资要征11%的预缴税款，这个预缴税款的比重相当大。所以现在很多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在投资中间已经呼吁这个问题要逐步解决，国家已经做了决策，像大飞机、航空发动机，这两个公司已经决定实行退税制度。因为如果他们要不退税的话，这两个国有企业投资规模那么大，还要征那么多的预缴税，这个是对企业发展非常不利的。
华远地产原董事长任志强出席并发言。任志强认为，靠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以解决农村的脱贫问题，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农村的脱贫必须与城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打破土地制度的双轨制，农民的宅基地做交换时，使用权哪儿有什么权利？它不能作为银行的抵押资产，因为不能交换。尤其是不能让城里人到农村去买宅基地。城市的资源和金钱如果不能进入农村，农村怎么能富呢？”